一再上演的“五四”

Posted at: 2008/05/5 – 08:54

有些事情注定会一再地重演,人们后悔不迭,却总是屡教不改。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人,毕竟是为欲望和肉体所驱使的。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补充道:“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当笑剧被一而再而三地被复写,定会有人怀疑这本就是个专为笑剧撰写的剧本。尽管被推上圣坛,写入史籍,可一旦再次被排演,就注定还是一场笑剧。

五四作为青年人的节日似乎是理所当然。吴晓波做了如下的统计——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中的年龄统计:

学生领袖:傅斯年、段锡明、罗家伦,23岁; 周恩来21岁;许德衍二十四岁;邓颖超16岁;教授集团:胡适28岁、李大钊33岁、刘半农28岁、钱玄同32岁、鲁迅38岁、陈独秀40岁,蔡元培“德高望重”43岁。

他们的对手:林纾68岁;严复65岁、辜鸿铭62岁、段棋瑞55岁。

刘大生则更多的发掘五四背后的偏激和暴戾——

有資料記載:大概是7、8月分,成都的某一天,“被捉去的七個商人,被綁著,反戴著瓜皮帽,有的背上掛著‘賣國賊’、‘亡國奴’這類紙牌,左右有人扶著,這些人是嚇得面無人色,像綁赴刑場的囚犯似的。”

邵建看来,启示在这场自诩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启蒙运动中,并不缺少愚昧的身影——

上世纪50年代,胡适方对此有所反思:“独秀并没有给‘民主’和‘科学’下任何定义,他只把这两个名词——两个涵义广泛的观念——都‘人格化’了……叫做‘德先生’和‘赛先生’。”胡适接着指出,把一个观念“人格化”了,往往等于“神化”了,并不能叫人们得着明白清楚的认识,也许还可以引起盲目的迷信,盲目的崇拜。

三位对于五四所说三点,在2008年的4月里几乎又再次上演。依旧是“青年、激情和崇敬”。只不过如今的青年走出神州遍布全球,如今的激情走上了美利坚、法兰西的街头,如今崇敬的对象不是“德先生、赛先生”而是奥林匹克。

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忍受“禁锢”,遭受“不平等”,感受“偏见”,谁能说这不是笑剧一场呢?让人笑不出来的是,我们以之为圭臬的“主权在民”、“民族利益至上”、“不允许干涉内政”等等,正是那场法兰西大革命的发明。

第一次知道Mob(暴民)这个词,是因为看辜鸿铭的书。大概说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就现在的学界的看法,义和团也差不多吧。当集体的狂热弥漫开来的时候,温柔敦厚也就荡然无存了。当狂热的真正原因,反而无人问津。

在五四中被一再提及的民众声援和商人罢市,是教科书上津津乐道的例子。但历史学者考察了当时上海的情况,告诉我们:

所谓“五四运动”,在当时上海下层民众的眼里可能更加重要的是一场因为日人放毒谣言而引发的集体恐慌行动……

民众的集体恐慌和及排外反应与知识阶层的爱国情绪的表态、“精英”策动的抵制运动,乃至政客党人有计划的谋略混在一起,便构成了像“五四运动”这样一场民族主义运动的洪流。
(冯筱才:《上海下层民众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以“日人置毒为中心》)

据考证,义和团运动、抗日期间前夕都在民间爆发过外国人对水井下毒的谣传,致使发生民众排外的群体行为。之所以如此,学者解释为,在紧急状况下,危害到共同体每个人共同利益的标志性消息,很快就会激发群众的排外情绪。而五四事件表面上的导火索,巴黎和会上的中日山东问题交涉,如今倒是少后人谈起了。就连数年前,陈影帝道明出演的《我的1919》也票房惨淡,落得个无人喝彩。

在古希腊人那里,悲剧的真实含义据说是“正剧”,以严肃的情节教育公民。而笑剧无非是正剧间歇插科打诨的小品罢了。显然,对于平民们来说,后者更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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